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为了法治，为了我们心中的那一份理想
                                                                   贺卫方

    一年多来，我一直想写一封公开信与各位交流一下关于重庆“打黑”的看法。不过考虑到自己在博客等媒体上对于某些事件已经作出过不少评论，担心“说三道四”，饶舌惹厌，也就作罢了。但是，最近重庆的某些走势令人颇感焦虑，如鲠在喉。在我看来，在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种种，已经危及法治社会的基本准则，作为一个法律学者尤其是一直参与司法改革的学者，我觉得，公开地把自己的一些困惑和批评意见发表出来已经成为一个紧迫的义务。

促成我写这封公开信的另一个因素是，重庆是我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的所在地，是我魂牵梦萦的一座城市。1978年，经历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歌乐山下的这座校园里，自己开始了此后的法学生涯。当年上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们也刚刚从“十年浩劫”中备受压制的状态里回到校园，谈起文革期间无法无天、生灵涂炭的一幕幕，一些老师不禁泪洒讲坛。其实，我们这些学生也都是文革的亲历者，所以每个人都是何等地珍惜法学这门专业。我们憧憬着祖国法治建设的前景，盼望着能够早日投身到这桩伟大的事业中，为保障公民权利与自由作出贡献，并下定决心，绝不让文革悲剧在这片土地上重演。

然而，时过三十多年，我们多么熟悉的这座城市里却发生了很多事情，令人恍然有时光倒流、文革重演之感，法治的理想正在沦丧。是的，我指的正是已经持续两年多的“打黑除恶”（当然也包括“唱红”，不过“唱红”这里就暂时不讨论了）。在整个“打黑”行动中，我们看到了运动式执法和司法在轰轰烈烈地开展。在短短八个月的时间里，当局发动社会密告（所谓“群众来信和检举”），抓获“涉黑”人员近五千人。随之而来的是数百个“专案组”突击工作，以“重庆速度”批量化地逮捕、起诉和审判。文强案二审之前出现在最高人民法院官方网站上的王立新法官的日记清楚地表明，公安、检察和法院之间是如何不分彼此、联合办案的。不仅如此，所谓“大三长会议”几乎是公开地登堂入室。对于一些重大案件，法院院长、检察院检察长、公安局局长开会协调，导致案件还没有开审，判决结果就提前决定了。最后的审理过程就是走过场。制度设计中所追求的三机关相互制约机制也就完全失灵了。各位同仁，你们不觉得这种做法完全违反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明确规定的检察权和审判权独立的准则么？

在李庄案的审判过程中，我们分明看到，法庭基本的中立性已经荡然无存。庭审中，李庄及其辩护人请求证人出庭接受质证。我相信主持审判的付鸣剑法官深知这种当面质证的重要性，因为你在西南政法大学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主题正是证人出庭作证的必要性。然而合议庭却拒绝了被告方的要求，理由居然是证人不愿意出庭作证。请各位查一下刑事诉讼法，有没有证人出庭与否取决于他或她的意愿的规则？况且该案的七位关键证人均在重庆执法部门的羁押之下，他们提供的书面证词很可能出自于刑求或其他威逼利诱，必须通过面对面的核查印证，才能让李庄究竟是否唆使相关人员做伪证等真相大白。然而，江北区法院——这是我当年大学实习的地方——却硬是仅仅凭借这些无法质证的所谓证词作出了有罪判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