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在网上有这样一句话，内事不决问老婆，外事不决问谷歌。作为一家提供搜索服务的网站，谷歌确实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帮助和服务。

而如今，谷歌离开了我们，虽然声称对大陆用户的服务将通过香港的服务器实现，但事实上终究是离开了中国大陆。就如其声明中所说的，由于香港服务器负荷的增加以及这些变化的复杂程度，用户可能会发现搜索速度变慢，或发现某些产品暂时不能访问。

谷歌的中国之行，始于2006年，终于2010年，历时4年。期间的是非恩怨，我们可以从谷歌的声明以及中国政府部门相关负责人发表的言谈中略见一斑，明显可以感觉到，两者的气场完全不合，不欢而散也是情理之中早晚的事情。

商业公司在中国大陆的进驻或是撤出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谷歌的撤离决定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经济是流动和自由的。但谷歌的不同之处在于，她在撤离之前，通过发表声明，完全的表达或是说发泄了自己的不满，并将这种不满告知天下。当然，政府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对谷歌未遵守承诺进行了指责。我们迷糊，是中国不喜欢政治的谷歌，还是中国政治不喜欢谷歌。

感觉是，一场争议刚刚开始便偃旗息鼓了。也许，只是不愿说出来罢了，一件事情，当谁都明白时，说出来可能就显得肤浅。

但我还是想提一提，谷歌在声明中称，其集团网络受到了高度精密和有针对性的攻击，且不是一场单纯的安全事件，其有证据证明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入侵中国社会活动者的Gmail邮箱；入侵者并非是通过谷歌的安全漏洞进行攻击，而极有可能是通过在用户的电脑内植入钓鱼网页或是恶意软件来达到目的。谷歌在声明中称，这些未经报道的攻击和监视，以及过去几年来政府试图进一步限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已使得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运营。

国新办网络局负责人称，谷歌停止对搜索服务进行过滤，并就黑客攻击影射和指责中国，是完全错误的，坚决反对将商业问题政治化。

在这一来一往中，谷歌没有了下文，在声明中，谷歌声称是有证据的，但这些证据终还是没有公布，这些证据到底有没有，如果有，是什么原因不公布呢。

国新办网络局负责人称，谷歌宣布停止按照中国法律规定的对有害信息过滤，将搜索服务由中国内地转至香港，这违背进入中国市场时作出的书面承诺。

根据负责人的说话，中国法律对有害信息的过滤是有规定的，谷歌是有书面承诺的。那么，谷歌的书面承诺能否公之于众？中国法律对网络中“有害信息”以及“过滤审查”的具体规定和出处能否再详细说明一下。

附：谷歌的声明

声明（一）

与其他很多著名组织一样，我们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网络攻击。去年12月中旬，我们检测到一次来自中国的，对我们集团网络设备高度精密和有针对性的网络攻击，在此次攻击中，谷歌公司的知识产权遭到窃取。我们很快就查清这并非只是一场单纯的安全事件。

首先，此次攻击并非仅仅针对谷歌。我们在调查中发现，至少有其他20家大型公司也成为了类似的攻击目标，这些公司所在的行业分布广泛---包括互联网、金融、科技、媒体和化工行业。我们目前正在通知这些公司，并与美国有关部门携手展开调查。

第二，我们有证据表明攻击者的主要目标是入侵中国社会活动者的Gmail邮箱账户。根据我们掌握的调查数据，我们确信他们的攻击还未能达此目的。只有两个Gmail账户有被侵入过的迹象，而入侵者的活动范围也仅限于账户信息和邮件主题，而不是邮件内容。

第三，我们在对谷歌案件的调查中发现，有很多拥护中国社会，注册地在美国、中国和欧洲的Gmail邮箱账户似乎经常受到第三方侵入。入侵者并非是通过Google的安全漏洞进行攻击，而极有可能是通过在用户的电脑内植入钓鱼网页或是恶意软件来达到目的。

我们已经利用从这次攻击中所获取的资料，改善基础设施及架构，提高谷歌及我们用户的安全。从个人用户来说，我们我们建议他们在自己的电脑上安装信誉好的反病毒和反间谍软件程序，给他们的操作系统安装补丁，并更新所使用的网络浏览器。在点击即时信息和电子邮件的链接时，或要求在线提供个人密码等个人资料时，要保持警惕。在这里，你能够阅读到更多我们所提出的关于电子安全方面的建议。如果希望获得更多关于这种类型攻击情况，请阅读美国政府的这份报告。我们已采取了非同寻常的措施来分享这些攻击信息，这不仅仅是因为我们已发现的信息涉及到网络安全和社会问题，也是因为这些信息已成为一场范围更为广泛的对于言论自由的全球辩论的焦点。在过去的二十年里，中国的经济改革计划以及中国公民的企业经营才能已帮助上亿中国人摆脱了贫困。毫无疑问，这个伟大的国家将在今天的世界里取得更为巨大的经济进步和发展。2006年1月，虽然我们对一些搜索结果将受到审查而感到不适，但为了加强与中国用户的联系以及建立一个更为开放的互联网环境，我们还是发布了谷歌中国。

从发布之日起我们就有着明确的运营思路---我们将仔细审视中国的运营环境，包括新法律的发布以及对我们所服务领域的其他规定。如果我们认为我们无法取得既定目标，我们将毫不犹豫的重新考虑我们在中国的发展策略。这些未经报道的攻击和监视，以及过去几年来政府试图进一步限制互联网上的言论自由已使我们得出结论，我们应重新审视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运营。我们已决定我们将不再继续审查Google.cn上的搜索结果，且如有可能的话，未来几周内我们将与中国政府就我们是否可以依法运营一个未经过滤的搜索引擎展开讨论。我们认识到这可能意味着我们不得不关闭Google.cn，并有可能关闭我们设在中国的办公部门。

审查我们在中国的业务运营一直非常困难，我们知道这将可能导致深远的后果。我们希望解释的是，此举是由我们美国管理层推动，与我们中国雇员无关，正是由于他们的卖力工作才使得Google.cn取得今天的成功。我们愿意负责任地解决所发生的这一相当困难的问题。

声明（二）

今年1月12日，我们在本博客上宣布，Google及另外二十余家美国公司受到了来自中国的、复杂的网络攻击，在对这些攻击进行深入调查的过程中，通过我们所收集到的证据表明，几十个与中国有关的人权人士的Gmail帐号定期受到第三方的侵入，而这大部分侵入是通过安装在他们电脑上的钓鱼软件或恶意软件进行的。这些攻击以及它们所暴露的网络审查问题，加上去年以来中国进一步限制网络言论自由，包括对FaceBook、Twitter、YouTube、Google Docs 和 Blogger 等网站的持续屏蔽，使我们做出结论：我们不能继续在Google.cn搜索结果上进行自我审查。

从今天早上开始，我们已停止了在Google.cn搜索服务上的自我审查，包括 Google Search （网页搜索）、Google News（资讯搜索）和Google Images （图片搜索）。访问 Google.cn 的用户从现在开始将被指向Google.com.hk，在这个域名上，我们将提供未经审查的简体中文搜索结果，这些为中国大陆用户设计的服务将通过我们在香港的服务器实现。香港地区的用户还将继续通过Google.com.hk获得跟现在一样的、未经审查的繁体中文搜索服务。在我们进行迁移的过程中，由于香港服务器负荷的增加以及这些变化的复杂程度，用户可能会发现搜索速度变慢，或发现某些产品暂时不能访问。

实施我们做出的在Google.cn上停止审查搜索结果的承诺是一个十分艰难的过程。我们希望全球尽可能多的用户都能访问到我们的服务，包括在中国大陆的用户。中国政府在与我们讨论的过程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表示，自我审查是一个不可谈判的法律要求。为此，我们相信，一个解决我们所面临挑战的可行方案是在Google.com.hk上提供未经审查的简体中文搜索结果—它完全符合法律要求，同时也有助于提高中国大陆用户对信息的访问。我们十分希望中国政府尊重我们的这一决定，尽管我们知道，用户对Google服务的访问有可能随时被阻止。为此，我们将密切监测网址访问问题，并制作了一个新页面，用户可以实时地了解到在中国哪些Google服务是可用的。

至于Google的广泛的业务运营，我们计划继续在中国的研发工作，并将保留销售团队，然而销售团队的规模显然部分取决于中国大陆用户能否访问Google.com.hk。最后，我们要清楚表明：所有这些决定都是由美国的管理团队做出和实施的，没有任何一位中国员工能够、或者应该为这些决定负责。自我们在1月份发布博客以 来，尽管面临着众多的不确定性和困难，他们仍然坚守在工作岗位，专注于服务我们的中国用户和客户。我们为拥有这样的员工感到深深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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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8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广播电视广告播出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2010年1月1日起施行。若此规定能够顺利得以贯彻实施，则我们在收看电视节目时，我们的耳根可能会清静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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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办法》规定广播、电视广告不得含有以下内容：

1、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

2、危害国家统一、主权和领土完整，危害国家安全，或者损害国家荣誉和利益的；

3、煽动民族仇恨、民族歧视，侵害民族风俗习惯，伤害民族感情，破坏民族团结，违反宗教政策的；

4、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

5、宣扬邪教、淫秽、赌博、暴力、迷信，危害社会公德或者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

6、侮辱、歧视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7、诱使未成年人产生不良行为或者不良价值观，危害其身心健康的；

8、使用绝对化语言，欺骗、误导公众，故意使用错别字或者篡改成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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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商业广告中使用、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国歌，使用、变相使用国家领导人、领袖人物的名义、形象、声音、名言、字体或者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名义、形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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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药品、医疗器械、医疗和健康资讯类广告中含有宣传治愈率、有效率，或者以医生、专家、患者、公众人物等形象做疗效证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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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有关人物专访、企业专题报道等节目中不得含有地址和联系方式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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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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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法》规定以下广告禁止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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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以新闻报道形式发布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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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烟草制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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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处方药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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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治疗恶性肿瘤、肝病、性病或者提高性功能的药品、食品、医疗器械、医疗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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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姓名解析、运程分析、缘份测试、交友聊天等声讯服务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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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出现“母乳代用品”用语的乳制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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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具有博彩性质的广告（除福利彩票、体育彩票等依法批准的广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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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挂角广告（除电影、电视剧剧场或者节（栏）目冠名标识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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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播出的其他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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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办法》对广告播出时间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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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播出机构每套节目每小时商业广告播出时长不得超过12分钟。其中，广播电台在11:00至13:00之间、电视台在19:00至21:00之间，商业广告播出总时长不得超过18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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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播出机构每套节目每日公益广告播出时长不得少于商业广告时长的3%。其中，广播电台在11:00至13:00之间、电视台在19:00至21:00之间，公益广告播出数量不得少于4条（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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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播出电视剧时，可以在每集（以45分钟计）中插播2次商业广告，每次时长不得超过1分30秒。其中，在19:00至21:00之间播出电视剧时，每集中可以插播1次商业广告，时长不得超过1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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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出电影时，插播商业广告的时长和次数参照前款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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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电影、电视剧中插播商业广告，应当对广告时长进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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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办法》对商业广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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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播出商业广告应当尊重公众生活习惯。在6:30至7:30、11:30至12:30以及18:30至20:00的公众用餐时间，不得播出治疗皮肤病、痔疮、脚气、妇科、生殖泌尿系统等疾病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疗和妇女卫生用品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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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播出机构应当严格控制酒类商业广告，不得在以未成年人为主要传播对象的频率、频道、节（栏）目中播出。广播电台每套节目每小时播出的烈性酒类商业广告，不得超过2条；电视台每套节目每日播出的烈性酒类商业广告不得超过12条，其中19:00至21:00之间不得超过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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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中小学生假期和未成年人相对集中的收听、收视时段，或者以未成年人为主要传播对象的频率、频道、节（栏）目中，不得播出不适宜未成年人收听、收视的商业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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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转播、传输广播电视节目时，必须保证被转播、传输节目的完整性。不得替换、遮盖所转播、传输节目中的广告；不得以游动字幕、叠加字幕、挂角广告等任何形式插播自行组织的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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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投资咨询、金融理财和连锁加盟等具有投资性质的广告，应当含有“投资有风险”等警示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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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办法》对冠名广告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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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时政新闻类节（栏）目不得以企业或者产品名称等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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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影、电视剧剧场或者节（栏）目不得以治疗皮肤病、癫痫、痔疮、脚气、妇科、生殖泌尿系统等疾病的药品或者医疗机构作冠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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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电影、电视剧剧场或者节（栏）目冠名标识不得含有下列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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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单独出现企业、产品名称，或者剧场、节（栏）目名称难以辨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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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标识尺寸大于台标，或者企业、产品名称的字体尺寸大于剧场、节（栏）目名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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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翻滚变化，每次显示时长超过5分钟，或者每段冠名标识显示间隔少于10分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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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出现经营服务范围、项目、功能、联系方式、形象代言人等文字、图像的。

7、取证是否合法

关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提出的龚云飞、马晓军等证人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作出的证言。且均未出庭质证，其证言没有证明力的辩解、辩护意见。

法院认为：“证人龚云飞、马晓军等人的证言虽是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所作，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具有关联性，且互相印证，具有证明力。”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六机关规定》）第17条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第九十七条的规定进行，不得另行指定其他地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根据以上规定可知，法院所称“虽是在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情形下取得，但其证言是公安机关依照法定程序收集，与本案有关联性，且互相印证，具有证明力”的说法明显有违法律规定，依法不能成立。在对处于羁押状态下的证人进行取证，其行为本身就已违反《六机关规定》，何谈是“依照法定程序收集”。遵照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非法取得的证据，是不能作为定案根据的。

8、同案犯的揭发与供述

一个法律常识：

①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证据共有七种形式。其中包括证人证言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即这两者分属不同的证据形式。

②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同案犯的揭发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

③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同案犯其他犯罪事实的揭发以及对非同案犯犯罪事实的揭发才属于“证人证言”。

结合到本案，与李庄一起办案的律师马晓军、吴家友是否也涉嫌犯罪？如果不涉嫌犯罪，对其羁押没有道理；如果涉嫌犯罪，那么作为同案犯，其对同案犯罪事实的揭发应该属于“犯罪嫌疑人供述”而非“证人证言”。他们作证人，没有法律资格。

9、同案不同审

一审法院认定：“被告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

在这两项指控中如果吴家友和龚刚华并没有实际实施具体行为，则即便存在“指使”，由于还处于犯意阶段，依法是不构成犯罪的，法不诛心。如果吴家友和龚刚华实际实施了李庄“指使”的行为，则这两人属于共犯，也难逃干系，事实上，吴家友和龚刚华包括李庄的助手马晓军都已被重庆警方羁押。

既然同案人无人逃匿，为何不同案审理，单挑李庄一人出来先审先判。会不会是先判李庄，然后再拿李庄案的生效判决作为判其他“同案犯”的证据，会不会是等当李庄案事件平静后，再把其他“同案犯”变通放了。

10、结束语

罪刑法定是刑法的第一要义，打黑除恶不能宁枉毋纵，我们对权利的渴望前所未有，我们对权力的畏惧与日俱增，民主法治依法治国，才是国泰民安繁荣昌盛的长久之计。

律师并非屈膝名利偏执一方的讼棍，他为戴罪之人辩护，并非虚掩事实，强词夺理，粉饰罪行。他为捍卫权利而战，他心存正义，但非正义天平，他只是正义天平高处一端的砝码。

律师，你戴着荆棘的皇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律师，神圣之门，又是地狱之门，但你视一切险阻诱惑为无物，你的格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惟有客观事实才是最高的权威。

4、李庄是否构成“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

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口供，非常有可能与事实不符，故法律禁止刑讯逼供，侦查机关在取得被告人供述的过程中如若存在刑讯逼供情形，则该供述无法律效力，不能用作定罪量刑的证据。

如果龚刚模存在被刑讯逼供的情况，则龚刚模案很有可能因为程序违法，证据不能被法院采信而发回补充侦查，龚刚模很有可能摘掉“黑帽”。这在赵长青代理的“黎强系列案”中已有发生，检方指控涉黑的21人，最终只有13人被法院判决涉黑，其他人因证据不足被摘掉“黑帽”。

其实，龚刚模有无被刑讯逼供在现今的科学技术条件下，我认为还是比较容易查清的，委托权威的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专业机构作一下鉴定，我相信一切都会明了。遗憾的是，司法鉴定是作了，但是重庆方面作的，由于属于自己证明自己，结论不可避免让人心存疑虑。事关一个职业律师的人身自由甚至关系到整个律师行业的价值取向，在案件事实和法律适用上又存在诸多争议的这样一个刑案，为什么我们的重庆审判机关就不能做的到位一些，在操作上其实并不难，拿给北京或者上海或者其他任何一个城市去作这个鉴定就行了。无利害关系的第三方的结论，别人无话可讲，就会少了许多非议。薄书记说在打黑除恶过程中，有人会品头论足，七嘴八舌，会酸溜溜地说三道四，东拉西扯。但这种局面是谁造成的呢，有理行遍天下，身正不怕影斜。

一审判决创造性的确立了“眨眼”构成教唆和“一比一”的证言可以定罪。

龚刚模在中央电视台采访时称，李庄“眨眼”暗示他作伪证。我们每个人都在眨眼，这是生理自然行为，如果眨眼也构成教唆，那律师在会见当事人时是不是要把眼睛蒙起来，否则，当事人一旦举报说对他有暗示，则构成教唆犯罪。这简直荒唐透顶。

龚刚模指称李庄教唆其作伪证，而李庄矢口否认，在此种情况下，能否认定教唆事实。“一比一”的证言，依刑事诉讼“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判断，属于证据不足。而重庆江北区法院确立了，当被告人指控其律师而律师矢口否认的情况下，优先采信被告人证言，即在“一比一”时，可以定罪。

5、李庄是否构成“引诱证人作伪证”

一审判决认为：“被告人李庄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

“指使”、“引诱”在法律上都可以归入“教唆”或“通谋”。其事实是否存在，尚且不论，即便存在，在法院还没有开庭审理，证人的“伪证”尚未提交的情况下，何来“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

该罪属于行为犯还是结果犯，至今存在颇多争议，尚无定论。一审法院直接认定该罪属于行为犯而不是结果犯的作法欠妥当。姑且不论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在法院尚未开庭审理，“伪证”尚未形成和提交的情况下，该行为仅处于犯意阶段，其不可能也没有给正常的诉讼秩序造成损害。法不诛心，犯意不应受到刑法制裁。对一个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后果的行为给予刑事制裁则过于严苛了。

6、证人可否不出庭质证

李庄案在审理过程中，控方证人无一人出庭接受质证。法院给出的理由是：“在开庭前已依法向证人送达了出庭通知书，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表明其在公安机关的证言是真实的，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规定，公诉机关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

《最高人民法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41条规定：“证人应当出庭作证。符合下列情形，经人民法院准许的，证人可以不出庭作证：（一）未成年人；（二）庭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三）其证言对案件的审判不起直接决定作用的；（四）有其他原因的。”

根据上述规定，证人是应当出庭作证的，除非存在司法解释第141条所规定的例外情形。在证人尤其是关键证人不出庭的情况下，证人证言的真实性就无法通过质证得到检验和落实，故法律规定，证人证言必须经过质证方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在李庄案的审理过程中，对于证人不出庭的原因和理由江北区法院的解释是“证人均表示不愿意出庭作证”“且人民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法院对检方收集和提交的证言笔录予以了采信，以此确认了案件事实。法院仅凭检方提交的一纸证言笔录就确认案件事实，实难让人信服，数量再多，质量不高。

也许这些证言笔录是真实的，但作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一项证据制度，在可为而不为的情形下，实难彻底打消人们内心的疑虑和猜测。几个关键证人都在看守所押着，为什么不把他们带到法庭让他们自己说说，这不是很好吗，光明坦荡，何惧之有？孰真孰假，孰是孰非，理越辩越明，我以为藏着掖着的做法并不可取。

我们有合理的理由怀疑检方提交的证言笔录的真实性，因为该证据没有进行庭审质证。法律明确规定质证是确认证据真实性的手段和程序，经过质证的证据才能作为定案依据。法律没有规定根据提交证据的主体判断证据的真实性，检方提交的证据就一定是真实的吗。如果是此逻辑，那还有什么必要进行法庭审理，被告辩护人制度的设置也无任何的意义和价值。刑事案件的审判实质就是为被告人提供一个机会，通过控方与辩方在法律框架内的争论，从而“排除一切合理的怀疑”，在这种情况下的定罪量刑才有可能是公平公正的，这样审定的案子才有可能是铁案。如果我们抛弃法治社会司法制度下这种法庭审理中控辩双方激烈争辩，法官兼听则明，居中裁判的理念和操作，那我们的案件审判与封建社会制度下的行政长官一手办案有何实质区别，我们不需要相信法律，我们只盼望清官在世。

李庄一审被判有罪，罪名为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获刑两年六个月。宣判后李庄坚决不服，表示会提起上诉，如果二审不成功，会继续申诉，一直走下去，直至讨回公道。

该案在法律适用上有许多地方值的我们分析研究：

1、异地审理

据报道，为保证案件审理结果的公正，李庄辩护人曾申请该案移送异地法院审理。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以依法享有管辖权为由，驳回了申请。

关于异地审理，我国现行法律确无相关规定。我国现行法律也没有关于公、检、法机关集体回避制度的规定。

同样没有现行法律规定的依据，现实中，对官员贪腐案件的审理基本上都是放在异地审理的，为什么此可以彼就不可以呢。

同样也没有现行法律规定的依据，在李庄案的审理中，为什么由上级检察机关的公诉人代理江北区检察院出庭支持公诉。

特殊情况下的回避，并非实然层面的规范约束，而是应然层面的职业伦理。

2、罪名分析

刑法第306条的原文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引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提供、出示、引用的证人证言或者其他证据失实，不是有意伪造的，不属于伪造证据。”

根据上述刑法条文之规定，可以得出：

①  犯罪主体为刑事诉讼中的辩护人、诉讼代理人；

②  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本人毁灭、伪造证据；

③  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④  或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威胁、引诱证人作伪证；

⑤  主观上须故意。

3、李庄是否构成“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李庄作为犯罪嫌疑人龚刚模的辩护人，其本人没有毁灭、伪造任何证据。那么，他是否构成刑法规定的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

法院认为：“被告人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

法院认为“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该行为实际上是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的供述，从而达到推翻龚刚模以前供述的目的，属于刑法意义上的伪造证据。”

第一、李庄会见龚刚模时，龚刚模案已是法院审判阶段。该阶段意味着公安侦查、检察院审查起诉都已结束，也即对龚刚模定罪量刑的所有证据都已固定且已完毕。

第二、根据法律规定，审判阶段辩护律师依法享有会见和通信权。

第三、在审判阶段，辩护律师向当事人宣读同案人供述，是一种权利，也是辩护人应尽的职责。

辩护人行使辩护权的基础，是要全面准确地了解和掌握案件事实。本着对当事人负责，对法庭审判负责的态度，辩护律师对案件事实进行核实是其应尽之责。只有辩护人向当事人告知控方已查明的事实包括其他同案人的供述，才能通过比对和核实，发现案件事实认定中存在的问题，从而理清和形成有效的辩护思路和意见。向当事人告知同案人的供述是辩护人应有之权利也是应尽之职责，是完全合法正当的。

第四、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律的规定，委托辩护是被告的权利，被告可以委托律师，也可以不委托，在被告不委托律师自行辩护的情况下，依照法律规定，其有权查看证据，同案人的供述当是其知悉内容。

第五、在审判阶段，如前所述，所有据以定罪量刑的证据都已固定完毕。如果证据的来源和取证上不存在法律瑕疵。被告在庭审中的翻供是推翻不了已有的证据效力和证明事项的。

第六、李庄向当事人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笔录与李庄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是完全不相干的两码事。

法院关于“李庄是在有意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刑讯逼供供述的同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不能将李庄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的行为来评价是否合法”的认定是将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扯到了一起，这种说法过于主观和牵强，很难让人信服。

全国各地其实都在打黑，唯重庆打黑最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高潮迭起，家喻户晓。为何？一个主要的原因，我觉得要归功于重庆大张旗鼓的新闻舆论宣传。这有社会意义，也许也有政治意义。

今天看到新浪网上一则报道，标题为“薄熙来回应打黑除恶质疑，称将进行到底”。在该新闻报道中，薄熙来说，一个地方的发展必须有正气。打黑除恶就是树正气，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们党和政府必须主持公道，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生活环境。有些人埋怨我们打黑，其实做任何事情，总会有一些人品头论足、七嘴八舌，总会有《愚公移山》中“智叟”式的人物，自己不干事，对人民群众拥护的事，又酸溜溜地说三道四，东拉西扯。如果有道理，我们就听，如果是歪道理，我们就不能听。党和政府必须头脑清醒，坚定不移地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

按照重庆官方公布的数字，“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涉及的各类职务犯罪案件66件78人。其中，查处县处级以上要案33人，厅级干部12人。

根据薄书记的说法“打黑除恶就是树正气，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我们党和政府必须主持公道，为老百姓提供一个安全的、有保障的生活环境”。

然，我们所疑惑的是，重庆为何“黑社会”猖獗？重庆的保护伞为何那么多？公检法和政府部门为何那么多人涉黑？根据薄书记的讲法，政府现在要“主持公道”。《论语》中有这样的说法“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我们看到的是，重庆有如此多的政府官员被发现涉黑，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是黑社会的保护伞，是黑社会所以能够成长发展的条件环境空间提供者。公职人员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态度，在如此严重的政府官员贪腐污黑的情况下，政府以一自之力如何“主持公道” ，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道从何生！老百姓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相信政府，老百姓凭什么相信政府会行之有效的实施打黑除恶。

很失望，薄书记在声明要坚定不移地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时，没有讲要依法打黑除恶，要依法坚定不移地把打黑除恶进行到底。薄书记认为，对于打黑，有人会品头论足，七嘴八舌，会酸溜溜地说三道四，东拉西扯。如果有道理，我们就听，如果是歪道理，我们就不能听。党和政府必须头脑清醒。

写到此处，我想起了周永康书记关于打黑的指示“打黑不是黑打，要严格依法办事，让事实说话，证据说话。”

也想起重庆律师周立太在其文章中声称的“重庆打黑不能运动化，更不要扩大化”。

政府机关拥有如此强大的公权力，在打黑除恶行动中，如果不依法办事，很难相信，打黑行动在继续深入的过程中不会扩大化。因为运动化的东西，在本质上就带有扩大化的取向。如果不依法打黑除恶，此举很可能事与愿违，不得民心，反生民怨。流光溢彩是是非非的舆论报道与宣传，必会随着时光流逝而烟消云散，我们的行为应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历史的评价和结论才是最终的归宿。所以，不要以老百姓为借口，也不要自信自己会主持公道，相信法律相信事实和证据，才不会犯错，才不会成为历史中的小丑。关键是，我们党和政府已明确提出“依法治国”，我们经过多年努力，也具备了有法可依。我们不要乐于立法，更乐于破坏它们。如同海边玩耍的孩子，不倦地搭建沙塔，再笑着破坏它。让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这点法治成果吧，唯企望，重庆的打黑不要给党和政府倡导的依法治国抹黑，我们的法治不能承受之轻。

在重庆打黑行动中，“黎强系列案”是一个很好的例证，通过该案，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黎强系列案”由于赵长青等人的辩护，一审宣判，检方指控涉黑的21人，只有13人被法院判决涉黑，其他人因证据不足被摘掉“黑帽”。媒体评论，这是重庆打黑审判以来，首次出现摘黑帽的判决结果。法院判决摘掉“黑帽”实质就意味着公安和检方的立案侦查和指控出错了，帽子戴错人了，牵涉人命关天的大事，这种事能出错吗。黎强系列案被发现出错了，让人联想，其他涉黑案件会不会也有错呢。

人非圣贤，敦能无过。问题的关键，是对待错误的态度，是护短掩盖，还是放在阳光之下。我想若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严格依法办事是必不可少的。只有通过公开公平公正的法庭审理过程，通过控辩双方在庭审过程中的斗争，才能显现出隐藏在最深处的错误，让错误在最后一道关口被阻却总比让错误成为现实要善良的多，也是一个负责任和敢担当之政府所为。

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还是宁可遗漏也不要错杀，这是两种价值理念。一个文明的社会，理性的社会，我想应该是后一种取向。在一个力求法治的社会，抓漏了一个人和错判了一个人，两者相比，后者的危害性要更大。

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内心深处，似乎可以接受错判错杀，赵长青的成功辩护，让他得到了黑社会“狗头军师”的称号，但凡涉黑的辩护律师，老百姓似乎都不买帐，周立太是“讼棍”，李庄是“造假律师”。老百姓只所以喜欢快刀斩乱麻式的重庆打黑除恶的作法，我以为，这恰恰恰反应了老百姓希望有一个太平的社会，一个有正常秩序的社会，一个法治的社会，期盼已久且愿望强烈。民怨很大，是因积怨太深。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为什么只有到了这步田地，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治理呢。乱世才用重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建国六十周年，一个甲子过后，我们还要堂而皇之轰轰烈烈地开展社会打黑除恶行动，我一点都兴奋不起来，这种行动本身，就是一种悲哀。

李庄案从侦查到起诉到法庭审判一路走的可谓神速。在这金牛奋蹄踏雪去，玉虎昂首迎春来的时节，山城重庆的公、检、法在芸芸众生的瞩目下缔造了李庄案刑事审判之重庆速度。

根据判决书的记载，2009年12月10日，李庄律师的委托人龚刚模向公安机关揭发了李庄的行为；12月12日，重庆警方在北京刑事拘留李庄；12月13日，重庆检方宣布对李庄逮捕；12月19日，检方向法院提起公诉；12月30日，法院开庭审理；2010年1月8日，法院作出一审有罪判决。

    可以看到，从案件立案侦查到开庭只有18天。

有一天，如果我对大家说，我110米跨栏跑了12秒88，你会做何想？如果我的同行中有人告诉我，他110米栏跑了12秒88的话，我会笑着说，可能吗！如果你说是，那只有两种情况，一是你跑前注射了一百倍数的兴奋剂，亢奋的像一头公牛，完全都不是一个人了；另一种是你肯定没有站在起跑线上，你是从最后一栏起跑的。

李庄案为什么要以这种掩耳不及盗铃之势立案审结！？值得思考。

毋庸置疑，土地和房屋的征收拆迁，是城市化的重要助推力之一。城市功能区的重新合理布局，旧城区、棚户区或危房的改造，新兴住宅小区、工业园区、商业区、科技区等的建设，公共交通、公用设施、公共绿地的改扩建，以及城市向农村渗透、农村日益城镇化等，都牵扯到土地或房屋的征收与拆迁。就整体而言，这些对于农村村民、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改善是有利的。然而，为什么违法拆迁、暴力拆迁事件层出不穷，甚至在这片国土上，出现了令人怵目惊心的以命相搏的惨烈事件？

个中原因是非常复杂的，不同事件自然有其背后不同的原因。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寻求“土地财政收入”的增长，急功近利地进行城市开发、发展，片面地追求经济效率和GDP的增长，忽视社会公平，或许是最为根本的原因。这个原因导致了《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拆迁条例”）在制度设计上偏向于拆迁、而不顾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的区分，导致了拆迁人（尤其是追逐利润的开发商）通常会得到地方政府的眷顾，导致了个别事件中被拆迁人受到极端不公正的对待，也同样导致了一些被拆迁人激烈的对峙情绪。

　　乱极求治！现在已经到了理顺关系、重构制度、平衡发展的关键时刻了！

　　一、无公共利益则无征收

　　首先，政府本应是人民公器，本应一切行动以公共利益为准绳。虽然现代经济学揭示政府与普通人一样，都是经济理性人，但这即便是现实，也不能替代规范。所以，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才要求，国家（由政府来代表）只能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才能征收公民的私有财产。公共利益标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不能越过界河，为纯粹的商业利益，出面去征收公民财产。然而，直接关系到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在城市房屋拆迁领域具体落实的拆迁条例，却对公共利益和商业利益不加任何区分。这就在事实上造成，即便是房地产商开发商品房的商业项目，也由政府对用地上的公民房产进行征收。

　　必须承认，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利益）之间的界线，并不是泾渭分明的。有些表面上看起来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开发，可能会有公共利益的成分在内。例如，在美国，曾经有一个案例，底特律市拟迁走一个小镇的所有居民，目的是把土地转让给通用汽车公司。居民起诉到法院，认为这是私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政府声称这样做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增加地方税收，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当时判决底特律市胜诉。尽管这个案子在2004年被密歇根州最高法院又推翻了，但在2005年的另外一个案件中，地方政府推行的包括一部分商业区开发在内的整体经济振兴项目，得到了联邦最高法院9个大法官5:4的微弱多数比例支持，动迁户的上诉被驳回。这些个案反映出公共利益判断的困难，但困难并不意味着要彻底放弃对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辨别。我国的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恰恰以公共利益难以界定为由、放弃了公共利益标准。

　　如果政府不能为私人利益去征收公民私有财产，那么，开发商应该怎么办呢？那就交给市场去处理。开发商就必需与被拆迁户就征收、补偿和拆迁问题进行一揽子谈判，谈不拢，自然也就是生意做不成。在法律上即是未达成民事协议。开发商或者放弃或者修改开发计划。唯有如此，方能做到“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二、无合理补偿则无征收

　　公共利益标准即便满足了，也不意味着政府就可以径直征收和拆迁了。依据宪法、物权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政府征收合法有效的另外一个前提是依法给予合理补偿。这也就意味着，政府可以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但公共利益不能成为强取豪夺的合法理由。政府必须作为征收、补偿的主体，保障被征收人获得合理补偿。拆迁条例规定的是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商定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在现实生活中，拆迁人有可能是政府或其职能部门，但也有可能就是开发商。这样的制度安排，无疑是把征收和补偿剥离，是政府失位、推卸责任，也是造成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冲突的原因之一。

　　政府不仅要管补偿，还要保证合理补偿。怎样的补偿标准是合适的？补偿主要有货币补偿和房屋产权调换两种方式。无论哪种方式，原则上，都应当按房产的市场评估价来确定被拆迁房产的补偿金额。当然，市场评估价又以何种方式计算出，这个问题尚需认真研究，但是，应该计算房屋被拆迁时的市场价而不是房屋盖建之初的市场价。像上海闵行区潘蓉一家480平米的四层小楼，仅给予67万余元的补偿款。换位思考，任谁都不会接受的！

　　三、无征收、补偿则无拆迁

　　现在的拆迁条例，没有“征收”两字，也就是对如何规范政府征收权力，未予任何规定。不仅如此，它还授权房屋拆迁管理部门在没有政府征收决定的情况下，就可以给予拆迁人拆迁许可。拆迁人得到许可的条件，就是向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提交建设项目批准文件、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文件、拆迁计划和拆迁方案、办理存款业务的金融机构出具的拆迁补偿安置资金证明。如此，在被拆迁人仍然拿着政府发放的产权证的同时，拆迁人却又拿到了政府发放的拆迁许可。被拆迁人注定要被拆，剩下的“权利”仅仅是与拆迁人谈如何补偿安置。这是极其荒唐的！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人民政府的征收决定生效，即可导致物权设立、变更、转让或者消灭。如上所述，征收与补偿应该是合为一体的，合法有效的征收决定必然含有征收什么、补偿什么的内容。而一旦这样的决定作出，原来的房屋所有权就发生了转移，政府无论是自己拆迁，还是通过正当法律程序允许开发商拆迁，都不是在拆迁原房屋所有权人的房屋了。简言之，拆迁是征收补偿决定的执行，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当然，如果是出于私人利益需要，开发商与房产所有权人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这时的拆迁不是建立在政府征收、补偿基础上，而是民事合同的履行。

四、无法院裁判则无强制拆迁

　　按照上述的制度安排，政府为公共利益需要在征收、补偿阶段即已解决许多问题，拆迁就不容易产生暴力、强制拆迁的问题。如果被征收人认为征收不是为了公共利益或者征收补偿不合理，与政府的意见不一致，那么，政府有权单方面作出决定，被征收人也有权就这个决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而不是像拆迁条例规定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就由政府的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来裁决。在法院那里，政府就必须辩论公共利益到底体现在哪里、补偿又为什么是合理的。这种机制的存在，就是对政府权力的合理制约。

　　假如法院也认为政府的征收、补偿决定是合法合理的，认定被征收人是漫天要价、狮子大开口，从而作出支持政府的最终有效裁判，被征收人就应执行法院裁判，自动搬迁。再假如被征收人依然不服，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钉子户”，这时才会产生强制拆迁的需要。一方面，强制拆迁是对法院裁判的执行，另一方面，强制拆迁也应遵循文明拆迁的规则。诸如不得断水、断电、断热，不得袭扰正常休息，不得在节假日、休息日或者夜间拆迁，遭遇危及被征收人人身安全的时候应该首先采取保护人身的措施，等等。文明拆迁也需要强有力的手段，遇见强占房屋不走的人时，鉴于这些人已经构成拒不履行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的情形，可以采取拘留措施。此时的拘留既是为了保证法院裁判的执行，也同时间接起到保护人身安全的作用。

　　五、无公平则无持续效率

　　可以想象，以上重新理顺关系的征收、补偿、拆迁制度，会使征收、拆迁工作的速度放慢，某种程度上对经济发展构成不利影响。的确，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状态，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升，国力以及国际影响力也有大幅的增强。这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快速发展、追求效率的同时，我们其实在许多方面轻忽了社会公平问题。贫富悬殊拉大、城乡差别加剧、社会保障不足、官员腐败丛生、资本势力强横等等，都是社会不公平的具体体现。是的，我们的确把蛋糕做大了，但在分蛋糕上的不公平，导致了各种矛盾、冲突的滋生和蔓延。现在，我们该适当地放慢发展速度，考虑一下社会公平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强调和谐社会、科学发展的原因所在。若不能适时地平衡效率与公平，就会像注射了兴奋剂的运动员一样，身体的内伤不断加剧，直至有一天突然倒在跑道上。 

赔偿项目			赔偿金额（元）
上一年度本市职工平均工资			39502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26675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1385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			19398
农村居民人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9115
死亡赔偿金	59岁以下		533500
（城镇居民）	60—74岁		26675×年限①
	75周岁以上		13375
死亡赔偿金	59岁以下		227700
（农村居民）	60—74岁		11385×年限①
	75周岁以上		56925
被抚养人生活费	城镇居民	未成年人	19398×年限②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387960
		60—74岁	19398×年限①
		75周岁以上	96990
	农村居民	未成年人	9115×年限②
		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	182300
		60—74岁	9115×年限①
		75周岁以上	45575
丧葬费			19751
残疾赔偿金	城镇居民	59岁以下	533500×伤残等级③
		60—74岁	26675×年限①×伤残等级③
		75周岁以上	133375×伤残等级③
	农村居民	59岁以下	227700×伤残等级③
		60—74岁	11385×年限①×伤残等级③
		75周岁以上	56925×伤残等级③
住院伙食补助费	20元×住院天数
营养费	20-40元×天数
住宿费	60元×天数

①此年限为80－实际年龄

②此年限为18－实际年龄

③伤残等级分十等级，每降低一等级递减一成

④ 精神抚慰金一般不超过5万元。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已审议通过，并于2009年2月28日起施行。现就该修正案内容简单概括总结如下：

一、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受贿可定罪

《刑法》第388条规定了受贿罪的另一种形式，即斡旋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以受贿罪论处。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第388条后增加一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受贿的，以受贿罪论处：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利用该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原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定罪处罚。”

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最高刑提高至十年

《刑法》第395条第一款规定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该条第一款修改为：“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不能说明来源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差额特别巨大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三、“老鼠仓”行为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180条规定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对第180条第一款作了修改：

“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期货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证券、期货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者卖出该证券，或者从事与该内幕信息有关的期货交易，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上述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并增加一款作为第四款，规定了“老鼠仓”行为的刑事责任：

“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证券公司、期货经纪公司、基金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的从业人员以及有关监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的工作人员，利用因职务便利获取的内幕信息以外的其他未公开的信息，违反规定，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期货交易活动，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交易活动，情节严重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四、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将获罪

《刑法》第253条规定，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即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第253条后增加一条，规定了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法将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机关或者金融、电信、交通、教育、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上述信息，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两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五、绑架罪刑罚设置增加了档次，最低刑期为5年

《刑法》第239条规定的是绑架罪，该条规定：“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此次刑法修正案，基于刑罚的罪刑相适应原则，在绑架罪的刑罚设置上增加了档次，将第239条修改为：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犯前款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偷盗婴幼儿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处罚。”

六、惩处网络“黑客”有法可依

《刑法》第285条“非法侵入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规定的范围为“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第285条中增加了两款，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侵入前款规定以外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或者采用其他技术手段，获取该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者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该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提供专门用于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程序、工具，或者明知他人实施侵入、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违法犯罪行为而为其提供程序、工具，情节严重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七、组织未成年人盗窃将被严惩

《刑法》第262条之一规定：“以暴力、胁迫手段组织残疾人或者不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乞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第262条之一后增加一条，作为之二，规定：

“组织未成年人进行盗窃、诈骗、抢夺、敲诈勒索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八、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

《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第224条后增加一条，规定了“组织领导传销罪”：

“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九、单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的，将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法》第312条规定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在第312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十、对“偷税罪”进行了修改

《刑法》第201条规定了“偷税罪”。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第201条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1、按照此次修正案的规定，逃避缴纳税款在一定条件下可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2、将“偷税”一词改为了“逃避缴纳税款”。

3、取消了原规定中对偷税罪具体数额标准的规定，此问题留给了司法实践中进行具体认定。

十一、非法使用军车号牌最高可获刑7年

《刑法》第375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第372条第二款进行了修改：

“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并增加一款第为第三款：

“伪造、盗窃、买卖或者非法提供、使用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二、将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范围扩大至其他货物、物品

《刑法》第151条规定了“走私珍稀植物、珍稀植物制品罪”：“走私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第151条此款规定修改为：

“走私珍稀植物及其制品等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其他货物、物品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十三、明确规定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构成非法经营罪

《刑法》第225条规定了“非法经营罪”，该条第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为：“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的”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第225条第三项规定修改为：

“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保险业务的，或者非法从事资金支付结算业务的”

十四、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可构成逃避动植物检疫罪

《刑法》第337条规定了“逃避动植物检疫罪”：“违反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的规定，逃避动植物检疫，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此次刑法修正案将第337条修改为：

“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的，或者有引起重大动植物疫情危险，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