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上海市一中院、二中法院管辖：

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8亿元以下(含本数)的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2、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和上海黄浦区人民法院管辖：

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200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3、其他十六家基层人民法院管辖：

诉讼标的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下(含本数)的涉外、涉港澳台第一审民商事案件。

4、根据规定应由或宜由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

(1)申请撤销、执行涉外仲裁裁决的案件；

(2)申请承认(认可)和执行外国(港澳台)仲裁裁决的案件；

(3)审查有关涉外、涉港澳台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

(4)申请承认(认可)和执行外国(港澳台)法院民商事判决的案件；

(5)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解散的案件；

(6)与证券交易所监管职能相关的案件；

(7)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履行职能相关的案件；

(8)期货纠纷案件；

(9)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侵权纠纷案件；

(10)新类型证券纠纷案件(包括融资融券、股指期货以及内幕交易等)；

(11)信用证纠纷案件；

(12)其它影响重大、宜由中级人民法院管辖的涉外、涉港澳台民商事案件。

只要是人，就必有恻隐之心、不忍之心，这就是人的本性中的善，人性的善是生而有之，与生俱来的。我相信中国人从来就没有丧失过人性的善，善也从未在中国人的心中沉睡，所以，我们可以“拒绝冷漠”，但完全无需“唤醒真爱”。人们见死不救，呈现冷漠，是因为人们内心的善被压制被覆盖了，只有揭去善上面的这层东西，善就会发扬光大。

扬善必先惩恶。那位救助小悦悦的拾荒阿姨的行为肯定属于善，而那些路过但未伸出帮助之手的人的行为是不是就是恶呢？我认为，不一定，因为不行善不等于就是恶。 在这个事件里，真正的恶，应该是那些个导致人们不愿行善，不敢行善的原因。原因是不具体的、抽象的，我们没办法惩罚“原因”，但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惩罚原因的制造者。比如，对那些受人帮助，却反咬一口，讹诈帮助者的无良之人，就完全有必要进行严厉的惩罚，这些人应当为她们的行为付出代价，因为她们破坏的是维系一个社会正常健康发展所必需的公序良俗。这种惩罚就是在惩恶，惩恶就是扬善。

我不主张奖励善行，因为，善是人的本性使然，行善亦是每个人理所当然要去做的，祖先早就告诉我们，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做了他应该做的事情，而要受到额外的奖励，天理何在。但我认为，对于那些因为帮助人而受到污辱、敲诈、损害的人，我们不仅要对他们受到的损失进行补偿、赔偿，还应该大大地奖励他们。这种奖励就是在扬善，其目的和现实效果，就是为了弘扬正气！一个社会可以不额外奖励行善者，但必须要做到，不能让这个社会的行善者心寒胆怯。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小悦悦事件所反映出的一些社会问题、人性问题，若想解决之，我想我们的政府应该要拿出一个长远的策略计划，并事实求是、脚踏实地的一步步一项项去完成去实现，这样才会有希望，有奔头。我们的政府如若真的有反思，事件过后，就不应仅限于搞个所谓的万人悼念活动，签名和喊口号能解决问题吗，签名和喊口号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今天我们写下一句话，高喊两声标准示范版的口号，明天我们就会高尚起来、善良起来吗？所有形式的东西因为虚假，所以丑陋。

康菲是一家美国石油公司，渤海湾属我国海域。这家公司在渤海湾负责开采的油田发生了溢油事故。溢价是好事，但溢油却是坏事。

康菲公司是全球第五大能源企业，在美国石油领域排名第一。其在渤海湾进行石油开采的合作方为中海油。根据中海油的说法，康菲公司负责开发管理油田，中海油只参与工作计划和年度预算的制定，大型投资及重大变更的审批，并督促作业者履行石油合同。根据协议，中海油占51%的股份，康菲公司占49%的股份。让人痛心啊，泱泱大国，物丰技弱，海洋石油资源就这样拱手让与外人开采收益。

溢油事故发生在6月4日，事故发生后，康菲公司以及中海油方面均没有及时向社会进行披露。直到半个月后，渤海湾溢油事件通过网络引发公众的关注。此间，国家海洋局发生通知，催促康菲公司彻底排查溢油风险点、彻底封堵溢油源。7月1日，康菲公司声称已经控制了渗漏点。但事实证明，康菲说了谎，因为仍有原油溢出。有学者认为，此次渤海漏油强度远远超出墨西哥湾漏油的强度。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的国企中海油似乎是与康菲站在一起的。虽然还姓“国企”，但就像嫁出去的女儿，其心已系婆家。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损害如何赔偿？

一、由谁赔偿：

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谁污染，谁赔偿”。所以，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应该是赔偿责任主体，他们承担的具体份额可能会有所不同。

二、由谁主张赔偿：

    在海洋管理体制上，我国是“五龙治海”：环保部、国家海洋局、中国海事局、农业部、军队环保部。五大部门各有权责。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现行法律的规定，只能根据造成损害的类别性质结合各部门的职责范围确定权利主张主体。

如对海洋生态的损害，国家海洋局可以主张权利，进行索赔；对渔业资源、渔业生态的损害，农业部有权主张权利进行索赔；而对于渔业养殖损害，则应由渔业养殖户进行索赔。

三、生态公益诉讼：

    当生态环境造受损害时，由环保组织作为原告提起公益诉讼，可以很好的解决诉讼主体及调查取证等方面的诸多问题，这种制度安排已被很多国家的司法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一、罪刑法定原则

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民间高利贷在刑法分则中没有被认定构成犯罪。刑法分则400多个罪名，只在一条近似于“高利贷”。这就是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条。但是，该条所规定的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民间借贷中的高利贷，它指的是“高利转贷”。即以高于银行贷款利率将所获得的银行贷款转贷给他人，从中赚取利差的行为，该行为构成犯罪。

高利贷虽然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有关高利贷的规定，但并未违反有关法律与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充其量属于违规行为，而不属于违法行为，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非法性，因而不应认定为“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

刑法第九十六条“本法所称违反国家规定”，“是指违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和决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规定的行政措施、发布的决定和命令”，而不是指违反国务院各部委等的部门规章。

二、立法脉络

从高利贷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我国一直没有将其入罪。首先，在1952年11月27日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城市借贷超过几分为高利贷的解答》中，最高人民法院“经函询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意见”，认同“关于城市借贷利率以多少为宜的问题，根据目前国家银行放款利率以及市场物价情况私人借贷利率一般不应超过三分。但降低利率目前主要应该依靠国家银行广泛开展信贷业务，在群众中大力组织与开展信用合作业务，非法令规定所能解决问题。为此人民间自由借贷利率即使超过三分，只要是双方自愿，无其他非法情况，似亦不宜干涉。”

此后的197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制定中没有将高利贷行为入罪。

直至199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第6条仍然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这里所谓的“超出此限度的”即属于所谓高利贷。根据这一规定，民间高利贷行为的法律后果仅在于“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即高利贷者应自行承担高利无法实现的责任。在这里，不但没有对高利贷行为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甚至也不像单位间的借款一样被规定所约定的利息应予以追缴并对借款人予以同等罚款处罚。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之间的借款无效的司法解释，也不构成犯罪。

在91年最高院的司法解释之后的97刑法修订中，仍然没有将高利贷入罪。

通过以上我国关于高利贷问题的司法以及立法脉络来看，高利贷行为在我国由来已久，但是不管是立法机关还是司法机关都没有认为是犯罪的，反而在一定的程度上予以保护。

三、罪责刑相适应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赌博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明知他人实施赌博犯罪活动，而为其提供资金、计算机网络、通讯、费用结算等直接帮助的，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据此，明知他人实施赌博而向其发放高利贷因系属提供资金的一种方式而应以赌博罪的共犯论处，乃题中之意。在这一明示之下，同时也就暗示着向非赌博者发放高利贷不构成犯罪，系当然之理。赌博罪中发放高利贷视为提供资金，以赌博罪共犯处罚，最高刑是三年，而且是从犯。那么将高利贷发给犯罪的人最高判三年，将高利贷发给合法商人，反而可能要判十五年，完全违背刑法精神

刑法中的“高利转贷罪”，最高刑是七年。可见从银行贷款发放高利贷远比用自己的钱发高利贷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性要大得多。但是如果要定高利贷为非法经营罪最高刑为15年，会形成重罪轻刑、轻罪重刑的悖论，明显违背立法宗旨和法律精神。

四、立法技术考察

如果高利贷构成犯罪应该在刑法 “破坏金融秩序罪” 一章中规定，但是该章并没有高利贷构成犯罪的表述。

五、高利贷的积极作用

帮助那些急于用钱的人，用更简洁的方法，为他们提供资金支持，是双方当事人的自由意志，并没有危害他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国家权力不应该干预。

六、法条本意

刑法225条所说的“其他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违法经营行为”应该指的是在立法之前没有出现的情形，而高利贷并不是一个新生事物。

七、责任追究

如果高利贷是犯罪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双方共同实施的行为，为什么只追究贷款者的刑事责任而不追究借款者的刑事责任呢？

八、先前判例

    2002年由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的湖南衡阳的张鸿飞、袁启明等案，2003年发生在湖南邵阳的“小红宝”案、2005年发生在广州的简竹醒案、近来今年判决的陕西山阳县公安局副局长何奇案等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放高利贷的行为，但最终无一就放高利贷的行为本身定罪。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湖南省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邵阳“小红宝”案所作的判决，即以民间高利贷行为不属于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为由，未支持关于高利贷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的指控。

    《财富》2011年世界500强企业排名中，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比去年增加了15家，总数达到了61家。新上榜的15家企业全部是清一色的国企。在所有上榜的61家企业中，民企只有两家，分别是华为和沙钢集团。这说明我们的民营企业依然势单力薄，不够强大，也说明在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前提下，经济领域国进民退的事实。

如果政府在配置包括土地和资本在内的经济资源上享有巨大的权力，且这种权力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和监督，如果我们的国有企业在诸多经济领域的垄断地位继续如故，甚至出现扩大的趋势。我想，我们即便出现了繁荣的景象，但很有可能也只是昙花一现，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国进民退会在一定程度上加剧腐败和两极分化。

因为，如果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权力缺少有效监督、责任承担模糊，就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而民间商人为保全财富及获取更大的利益，必然会本能地做出两个举措：一、力图跻身垄断集团，积极向政权寻租。有学者就认为，秦汉以后的历代中国商人都把钻营附庸政治权力作为自己存身和发财的门径，明清之后出现的几大著名商帮，如晋商、徽商、广东十三行商人，其财富来源大多与授权经营垄断产业有关，官商经济模式从而根深蒂固，不可逆转。二、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世界上最大的贪婪，其实是制度的贪婪。制度对权力的贪婪之大，超过任何个人。托庇于官僚政治之下，是制度环境对于中国商人生存出路的根本性规定。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对社会的不满和愤怒，往往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其实，商人阶层又何尝不是受害者。

自动续期不等于免费续期 

    房屋的土地使用权如若到期，政府是否会无偿收回？深圳相关政府部门负责人对金桃园小区业主的答复是，将按照法律规定办理。法律是如何规定的呢？

    对于土地使用权到期后的处理，物权法草案第三次审议稿曾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1年申请续期，除因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土地的外，出让人应当同意。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出让金；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国家规定确定。”

    这种规定明确了：

    1、到期之后必须申请续期。

    2、出让人应当同意续期，除非因为公共利益之需要。

    3、需按照约定支付土地出让金。

    4、对出让金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确时，按照国家规定执行。

    物权法草案第四次审议稿将上述条款修改为：“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建设用地使用权人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在期间届满前1年申请续期，出让人应当同意。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根据公共利益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收回该土地的，应当参照本法规定，对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不动产给予补偿。建设用地使用权续期后，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应当支付土地使用费。续期的期限、土地使用费支付标准和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较之前面的规定，修改后的变化是：

    1、将建设用地区分为住宅和非住宅。

    2、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到期后，无需申请，自动续期。

    3、续期后应当支付土地使用费，此处的土地使用费其实质就是土地出让金。

    4、明确规定，续期期限及土地使用费由国务院规定。

    物权法最终颁行的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的，自动续期。非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的续期，依照法律规定办理。该土地上的房屋及其不动产的归属，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也许是因为情况复杂，争议较大，物权法最终作了一个没有规定的规定：

    1、对于住宅建设用地，依然规定期限届满，自动续期。然自动续期四个字，笔者认为，仅仅只是解决了在程序上不要求任何人进行事先申请而予自动续期的问题。但对于续期的期限、续期期间的土地出让金等重大事项，并未进一步做出规定。

    2、对于非住宅建设用地， 规定依照法律规定办理。

    我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权及其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由国家无偿取得。”第41条规定：“土地使用权期满，土地使用者可以申请续期。需要续期的，应当依照本条例第二章的规定重新签订合同，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并办理登记。”

    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2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需要继续使用土地的，应当至迟于届满前一年申请续期，除根据社会公共利益需要收回该幅土地的，应当予以批准。经批准准予续期的，应当重新签订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依照规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使用年限届满，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依照前款规定未获批准的，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

这次动车追尾重大事故能够走到今天的程度，已实属不易，推动它前行的不是我们的司法机关，不是我们的媒体，也不是责任单位自己，当然也不是我们的领导人，推动它前行的是千千万万个网民，包括受害者的亲戚朋友和家属们，可以看出，在此次事件中，网络发挥了巨大的力量。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民情民意只能自下而上传递，若想让当政者听到，还必须汇集成一股巨大的力量。

现在呼声最高的是要求查明真相，并公布于众。其实真相早已明了。让政府把真相用自己的嘴巴说出来，我看不太可能。

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

一、应验了一句古话，官视民如草芥，则民视官如寇仇。

二、对事故发生原因、掩埋车头以及过早结束搜救等行为的合理性解释总是让人觉得不合常理、情理，辩解苍白无力，甚至滑稽可笑。但不管我们信不信，有人相信。

三、个人认为让政府把此次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前因后果原本地诏告天下，是不可能的，也别指望能够追根溯源，挖地三尺，找出深处的罪恶。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好像还没有这个习惯，回顾历次重大事件，前车可鉴。

四、我始终不相信我们的人民公仆愚蠢到了他们所表现出的那种愚蠢。他们的所作所为，我宁可相信他们不是不知道，而是只能为之，唯有为之，不得不为之。道理也很简单，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

五、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乘客，遇难同胞，则是我们“同车的你”。我们还活着，是因为我们比他们“幸运”些而已。今次我们幸免于难，下此还会吗，会如此一直永久地幸运下去吗。如果我们的衣食住行没有一个最起码的生命安全保障，那我们每个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我想没有人愿意自己“奇迹”的活着，也没人愿意自己的活着是一种“奇迹”。所以，人们很气愤，恨不得食其肉，饮其血。但我们的现实就是，离了王屠夫，只能吃带毛肉，甚至连带毛肉也吃不上。

六、仰望天空，一声叹息！愿逝者安息，生者坚强！如果我们的灵魂不受任何约束，我们不信仰上帝，我们也不追随圣贤之道，我们的马列主义如果早已名存实亡，烟销云散。那么，我想，我们的不平与愤懑只能留给“历史”评价。

面子里子

说实在话，我不懂经济学，虽然在上学时，学院本着培养复合型人才的办学方针，为法学院的学生开设了资本论和西方经济学，记忆中老师们亦兢兢业业地教了，我们也努力勤奋地学了，但现在想想，就连经济学的一些简单概念也早已忘的一干二净，果然被吾师们言中，我们以很快的速度把学到的本就不多的一点东西还给了老师。

所以前几天与朋友闲聊，说到现在的通货膨胀和人民币升值的事，我说这我不懂，但我感觉，人民币升值对我们不是个好事，是要了面子亏了里子。为什么这么说，举个例子（但我不知道是否符合正确的经济学概念）：

假设当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时，一个老美来中国游玩，他拿出100万美元，兑换到了800万元人民币。几年下来，这个老美一算帐，游玩总共花掉了他200万元人民币。当他返回美国时，他要把剩余的600万元人民币再换回为美元，一兑换，他简直要乐死了，他仍然拿到了原本的100万美元。原因很简单，在他游玩的这几年，人民币升值了，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变成了1：6。这个老美拿着100万美元来，游玩数年，最后仍然拿着100万美元去，合着一分钱也没花啊。

    再举一例：

    现在我们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当美元与人民币的汇率为1：8时，美国借我们100万美元，则需归还我们800万元人民币。现在人民币升值了，汇率变成了1：6，此时，美国当初借的100万美元，在归还时就不必给我们800万元人民币了，他只需给我们600万元人民币。我们外汇储备中的200万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蒸发掉了。这里的美国就如前一个例子里的美国人，白吃白喝一趟，我们为他埋单。

也可能因为此，所以有天量的外资涌入中国，寻找套利的机会，其直接后果，就是造成现在的通货膨胀，导致人民币的国内购买力持续下降。

    人民币汇率的升与人民币国内购买力的降，这一升一降即是面子与里子的关系，赢了面子亏了里子。

行政强制法在2011年6月30日审议通过，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在夜间或者法定节假日实施行政强制执行，情况紧急的除外。有人以为，根据此规定，行政机关将不得“夜袭”进行执法，这是一种误解。

    如果把行政强制比作姓，在这个姓下其实有兄弟两人，即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强制执行。法律规定不得“夜袭”的仅限于弟弟行政强制执行，兄长行政强制措施则不在此限。

这两个同姓不同名的兄弟，其各自所包含的法律概念是完全不同的：

所谓行政强制措施，是指行政机关在行政管理过程中，为制止违法行为、防止证据损毁、避免危害发生、控制危险扩大等情形，依法对公民的人身自由或者财物实施暂时性限制或控制的行为。其具体种类有：1、限制公民人身自由；2、查封场所、设施或者财物；3、扣押财物；4、冻结存款、汇款。

而所谓行政强制执行，是指行政机关对不履行行政决定的当事人，依法强制其履行行政决定内容的行为。其具体方式有：1、加处罚款或者滞纳金；2、划拨存款、汇款；3、拍卖或者依法处理查封、扣押的场所、设施或者财物；4、排除妨碍、恢复原状；5、代履行。

可以看出，两者在法律概念、具体形态及适用范围等方面都有区别。通俗一点讲，行政强制措施是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过程中对特定的人或物有权采取的某种限制。而行政强制执行的适用前提是：存在已生效的行政决定，且当事人拒不履行该决定。

实际上，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我想“夜袭”进行行政强制执行的可行性基本上是存在的。我们的公仆都是严格遵守八小时工作制，有几人愿意加班加点，在夜间为人民“排除妨碍、恢复原状”亦或“代履行”，就是他愿意进行“划拨或拍卖处理”，其他单位也未必愿意配合。故笔者认为，禁止“夜袭”强制执行的现实意义并不大。